首页 > 资讯频道 > 文化 > 汽车文化

轿车试点为何是上海(中)【破冰之举】

2018-05-09 10:35:15 来源:网通社 作者:颜光明 我要评论(0)

【编者按】汽车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最为紧密的晴雨表,它既是时代记忆也是社会表情。《中国汽车四十年》通过国内40位资深媒体人对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以来的40件大事的回顾和还原,从而呈现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。全书分为四个版块,分别为“破冰之举”“第一支柱”“驱动家国”“改变格局”。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连载,也可关注“禾颜阅车”微信公众号阅读。

【接上期:轿车试点为何是上海(上)】

“一下二停三撤”

上海与德国大众合资项目谈判历时6年。从1978年11月开始,直到1984年10月10日,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、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大众汽车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《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》,中德投资比例各占50%,合同期为25年。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也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。

在这6年间,蒋涛的工作变动了两次,但自始至终他都直接负责对外谈判业务。“第一次是1979年12月,我从上海机电工业局调进上海市计委;第二次是1982年7月,我调入了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。每当工作发生变动时,上海市政府都发文给相关部门,让我继续负责合营项目的筹建工作。”

回顾这6年谈判的经历,蒋涛说:“前面两年的主要工作是考察,遇到了不少大的曲折,比如说项目的规模从原来的15万辆改为2万辆;后面三年半则进入正轨,按照年产2万辆小项目谈判基础协议,如可行性研究、合营合同、技术转让协议和合营公司章程、考察零部件厂、制订国产化计划等。”

在谈判的6年中,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形势都有巨大的变化,孕育中的上汽大众曾经碰到三个极难跨越的坎。概括起来讲,一是国民经济调整,要下;二是德国大众财政困难,要停;三是有些人的观念跟不上,要撤。这就是“一下二停三撤”。

“第一个坎是1979年中国进入经济调整期,一些原定的大项目都要下,新项目一律不上。”蒋涛说:“我们觉得中外轿车差距太大,应该抓住机会。所以向国务院上报,最后这一项目终于得以放行,继续谈判。”但没想到,没多久第二个坎就来了,德国大众出现了财政困难。“1980年,上海和大众汽车谈判后,原打算分三期形成15万辆的年产能,整个项目投资近20亿马克。但德国大众考虑到财政困难、投资回报率等问题,故有意中止项目。”

为了留住项目,精明的蒋涛决定将大项目改为小项目,从年产15万辆改为年产2万辆。蒋涛解释:“虽然规模缩小了,但保住后的项目更着眼于长远化,小项目也为上汽大众未来滚动发展创造了条件。自1985年上汽大众成立后,曾7年不分红,这笔钱就成为1992年上汽大众二期扩建工程的资金。”

1982年,上汽大众的筹建项目碰到第三个坎。蒋涛说:“当时,有些人的观念跟不上,认为在中国搞轿车,是‘文化大革命’的余毒,因为轿车都是给官员坐的,给老爷坐的,不是群众所需。同时,有些汽车业的同行也极力反对在上海生产,他们认为‘大厂搞小车,小厂搞大车’是惯例,小厂应该生产技术含量低的大货车,大厂去生产技术含量高的轿车。”幸运的是,政府主管部门很清楚地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,支持上汽大众合营项目的进行。

“6年中,我们光谈判就进行了60多次。其中和大众汽车谈了29次。由于当时成立中外合资公司是一件新鲜事,我们碰到了不少困难。”蒋涛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困难也变得有些甜蜜的味道了。

作为项目经理具体参与谈判的仇克也回忆道,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到1980年,这两年主要根据国家规定进行谈判,重点是出口创汇、年产15万辆、80%出口。整个过程都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后来条件发生变化,艰苦的两年谈判可以说是徒劳无功。第二阶段从1981年1月开始,我们统一口径搞小项目。其中谈得最多也最棘手的就是法律问题。第三阶段真正谈合同是从1983年初到1984年8月,大概用了一年零八个月,重点是谈合同、章程、技术转让协议,以及十多个附件。

据仇克介绍,这个过程中经历的事情比较多,比较突出的有两个:一个是在正常生产情况下,德国人的利润要维持在投资额的18%~20%。德国人说:“如果正常生产没有利润,多少年也收不回我们的投资,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干。”这个比例最后确定为投资额的15%~20%。另外一个是销售问题。1984年,德国人提出,刚开始生产的几年中,销售由中方负责。我们当时想,如果自己销售就可以得到销售利润。但是,这个问题一到外经贸部又碰壁了,外经贸部说,“你们合资公司卖出卖不出产品是你们的事,为什么让中方包销呢?”

后来,仇克在回忆录里写道,“将在外,军令有所不受”。仇克岂止是不受,而且是将“钦差”劝离了谈判现场。仇克跟德国人最后拍板,同意了他们的要求。老一辈上海汽车人的这句话,含义就是“天塌下来我顶着”。以当年形势,一位体制内的国家干部,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。

回国后,仇克到北京向外经贸部汇报谈判经过。最后领导拍板,说了两句话。第一句:“仇克你没经过我们同意,就这样擅自答应了,这是不对的。”第二句:“但是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,不仅仅是经济问题,因此,最后同意你们这样的协议。”

“领导一拍板,我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,我感觉6年来从未这样轻松过。”仇克感慨,“我们为什么用了6年时间谈判,其中的具体困难和压力讲也讲不完。”


主编点评

改变“命运”的试点

“上海是插上一个木桩子也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地方。”这是清末民初素有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对上海的评价。时隔百年,上海一位工业家蒋涛说过,“事实上证明上海没有干不成的事(指工业项目)。”四十年前,有中国汽车之父声誉的饶斌建议把轿车试点放在上海,当作了“汽车业的试验田”。

这就回答了“轿车试点为何是上海”的理由。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细节的回顾,不难看到,发展轿车是拉开中国汽车在新时代下改革开发大幕的序曲,其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汽车行业本身,直接与一座城市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而围绕上海轿车项目所产生的问题和发生的困难,以及面对的挑战,似乎都与汽车无关,故有描述,这个项目是在“破冰”。

文中详细提到“试点”的背景和面对的困难,以及观念的碰撞,尤其是合资项目“一下二停三撤”的严峻抉择时,上海的淡定与眼光,可谓超出了常规工业项目的想象。为什么?对于这座城市来说,抓住轿车项目,等于是抓住了历史机遇。当时事者和经历者,无论是上还是下,认知高度一致,并把技贸项目转变为合资项目的决策,今天看来稀疏平常,但在当时则是石破天惊,以至于惊动高层,最终一锤定音。由此, 确立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方向,由“试验田”变成了“领头羊”。

今天,当我们站在中国汽车改革开发的“源头”时,通过这篇文章的记述,可以看到,如果没有这样的“试验”和“样本”,也就不会对“轿车”这个尤物有零距离的接触和感悟,也不会对“轿车”概念和意义有清晰的认识。所以,上汽大众的落成是观念和思想解放的成果,也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迈出的成功一步。对于一个城市而言,抓住了机遇;对于一个产业而言,提供了发展模式;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,彻底改变了命运。(颜光明)

【未完待续。本文节选自《中国汽车四十年》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主编:颜光明、钱蕾、王从军。撰稿人张晓鸣,现为上海报业集团《文汇报》资深记者。长期从事宏观经济、制造业及汽车领域报道。本书全文由本网首发,也可关注“禾颜阅车”微信公众号阅读。未经同意不得转载。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】


免责声明:本站部份信息来自网络。仅供参考,如有不当,侵犯隐私,请联系纠正、删除,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
版权所有:乌鲁木齐飞狐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新ICP备10201981号-15
联系电话:0991-4501420 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阿勒泰路皓翔金山大厦9层904号